六世纪时，诺西亚的圣本笃（又译圣本尼迪克）创立了本笃会修道院，制定了本笃会会规，在火焰似的圣洁气氛中，调和进切合实际的组织原则，精心安排了集体祈祷、虔诚诵读、耕种田地、修院劳动、抄录经典等活动，改变了西方修道生活的内容。
与此同时，圣本笃也为女性建立了修女院。但所谓的建立，其实就是从修道院中用一道墙划出一块专门的地方供修女使用，至于会规、祈祷、劳动、用餐、作息等方面，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和修士完全一样，即“双重修道院”。
七世纪时，随着传教运动在欧洲的进一步开展，许多王公贵族皈依基督教，兴起捐建修道院的热潮。不过，由王公贵族捐建的修女院，与“神贫、贞洁与顺服”为核心宗旨的修道生活基本无关，主要是为满足王公贵族们“养老”或“教养女儿”的目的。但我们也不能将这类修女院功能完全归于“世俗”层面，因为王公贵族们在修女院中的养老也是期望通过敬虔生活确保灵魂得救。这种“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张力贯穿了整个中世纪，有时候是宗教一方处于主导地位，有时候则是倾向世俗一方，如果哪一方的主导超越了自身的界限，则会有相应的改革对其进行矫正。
八世纪时，由于双重修道院传出的男女不轨行为，对其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在查理曼大帝颁布的改革措施中，对双重修道院和修女院都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修女院的数量日渐减少。再加上北欧海盗、诺曼人入侵等多种因素引起的社会动荡，修女院要么被毁坏，要么销声匿迹，要么在夹缝中艰难地维持着生存。
十一世纪末、十二世纪初，以方济各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舍弃一切世俗财富，在西方刚刚兴起的城市中宣扬耶稣的贫穷，唤起了女性的宗教情感，于是在妇女中出现了“虔诚妇女的宗教运动”，修女院的数量雨后春笋般增长。
快速增长的修女院，不但突破贵族阶层的限制，开始接受各个阶层的女性，而且再次回归修道生活的核心——神贫、贞洁与顺服，真正成为那些愿意献身上帝、过虔诚生活的女性的栖身之所，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西方修女院发展历史上一些有代表性的修女，基本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神贫：阿西西的克莱尔
阿西西的克莱尔（Clare of Assisi）又被称作圣佳兰，当她还是个女孩的时候，就离开自己的贵族家庭，加入方济各修会。克莱尔死后两年，被教皇册封为圣徒，是1200年到1400年间唯一被授予此荣誉的女性。
克莱尔出身于贵族家庭，受过那个阶层女孩子都有的读写、纺织和针线活等方面的教育，但却对奢华的生活没有兴趣，而是在母亲的信仰的影响下，经常从家里的餐桌上留一些食物给那些需要的人。18岁时，克莱尔在教堂听到方济各的布道，渴望将生命献给上帝，但这样的心愿没有马上实现。19岁时，父母试图将她许配给一个富有的年轻人，但她明确地拒绝了，不久逃往方济各接待她的教堂，发誓将生命献给上帝，那一天是1212年3月20日。
很快，克莱尔的姐姐艾格尼丝也加入了她的行列，然后是越来越多的妇女……1216年，克莱尔成为圣达勉堂的贫穷女士修女院院长，在管理的过程中，克莱尔发现之前的会规无法体现方济各思想的核心，于是撰写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个由女性主笔的修女规章———圣克莱尔修规，严格践行方济各的贫穷理念，同时辅以女性的爱，注重精神的培育。
两百年后，但丁曾是方济各修道会的会员；七百多年后，南欧马其顿的斯科普里，特蕾莎的母亲送给她一本《圣方济各·阿西西传》作为复活节的礼物，特蕾莎没想到“世上竟还有人这样活着”“我不能只为自己活着”……后来，特蕾莎选择了贫穷、简朴，走上加尔各答的街头，走进穷人中间……1979年12月，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特蕾莎修女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份方济各的“和平祈祷词”。
教育：
文化复兴背后的无名者
中世纪修女院教育活动开展初期，对文化传承的主要贡献包括抄写手稿、装帧书籍等，许多修女院里面都设有专门的写字间，供修女们在那里抄书使用，盎格鲁撒克逊的修女院、法国东部的雷米雷蒙特修女院都有大批熟练的抄写员，很多修女成为抄书和书籍装帧方面的大师……我们今天看到的装帧精美的中世纪日历、祈祷书以及手写花体字等，背后都有着修女们看不见的付出与辛劳。
但文化功能其实是附加的结果，并非修女院进行教育的本意。修女院进行教育、规定阅读和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使修女们能更好地理解《圣经》、坚定信仰，加深对上帝的敬畏。
追溯这种教育内容与目的的源头，会发现仍然与修女有着奇妙的联系，而且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英国的修女利奥巴有着良好的古典文化素养和对拉丁语的运用，后来应亲戚卜尼法斯的邀请，前往法国担任陶伯比绍夫海姆修女院的院长，并协助卜尼法斯在法兰克的贵族妇女中传教，深得查理大帝的妻子希尔德的赏识。查理大帝还将她树为“妇女的典范”——正是这位查理大帝推动了欧洲的第一次觉醒、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到来。
查理大帝看到当时国内除了教士外，几乎没人会读书，感到急需建立学校，就设法使天主教堂和修道院开办学校和图书馆，用拉丁文传授语法、修辞、逻辑、算数、几何、音乐和天文“七艺”，以保存古典-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知识，后来发展成为完善的欧洲教育课程体系。利奥巴的亲戚卜尼法斯在德国创立的富尔达修道院，是当时的知识中心，在德国从蛮族向文明的进化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些力量构成十一、十二世纪气势更为磅礴的知识觉醒的温床。莱茵河上的女先知、宾根的希尔德加德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二世纪，涉猎广泛、有着多方面的天赋，留下了丰富的传记、书信集、神秘主义作品、医学类著作以及亲自创作的一系列音乐作品，《知途》《生命的价值》《神圣的工作》是主要的三部。
希尔德加德的父母属于小贵族，拥有自己的土地。当时，一位伯爵的女儿尤塔在圣迪西博登山把自己隔离在一个独居单元里，过着隐修的生活，在当地享有盛名。希尔德加德八岁时，父母把她送到尤塔那里，加入她的隐修生活。1136年，尤塔去世后，希尔德加德接过了修女院院长的职务，但当朝圣的人流赶来时，希尔德加德决定寻找更安静、更与世隔绝的地方，1147年，她和修女们搬到宾根，从此永久居住下来。希尔德加德的性格非常直接，《知途》使她一举成名，一时间成为“半个欧洲的宗教、道德和政治顾问”，与她通信寻求宗教建议的既有普通人，也有主教和国王。
其实，这一方面与希尔德加德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时代风尚。当时，不少国王都会慕名向才华横溢的修女请教，尤其是修女院院长，有时候会具有宗教与世俗两方面的权力。13世纪时，苏黎世圣母大教堂修女院院长伊丽莎白·冯·韦齐孔，不但被任命为市长和法官，而且拥有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审议与立法机构——帝国会议中就座的权利。不过，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修女自身在这种局势中发挥的作用，因为这种局面的形成，与中世纪中后期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希尔德加德既有才华能创作出作品，也比较幸运，作品能保存下来，而德国霍亨堡修女院院长赫拉德与人合写的《快乐之园》是已知的第一部由女性撰写的百科全书，但大部分手稿都被1870年的一场大火吞噬了，只有两份幸存了下来，其中一份是有关复调音乐的。
问题：改革与巨变
中世纪晚期，大约40位贵族家庭的女儿，带着家人捐献的丰厚财产和土地，进入莱茵河畔的克林根塔尔修女院当修女。她们购买了当地的磨坊和肥沃的葡萄园，使修女院成为全市最富有的地方。其中一些修女拥有装饰过的密室和舒适的起居室，还有两个住在她们自己建造的独立房屋中。除书籍外，她们的私人财产还包括世俗服装、纺织品、珠宝和银器，这些贵族出身的女孩子再也没有了克莱尔那种对神贫的坚守，她们喜欢世俗生活的财富和利益。
1459年，人们首次提出了对于克林根塔尔修女院生活方式的指控，教皇庇护二世下令进行调查和改革，并把任务委托给了巴塞尔主教和多米尼加修士。修女们向教皇抱怨说，不需要采取改革措施。因此，由于修女们的顽强抵抗，第一次改革尝试失败了。1471年采取的措施命运相似。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延续多年，最终导致了1480年至1483的大改革，来自恩格波特修女院的13名修女被派往克林根塔尔实施改革，她们的工作是引入更严格的规则，从内部改造修女院。
克林根塔尔修女院的问题并非特例。从1482年秋天开始，圣加伦的圣凯瑟琳修女院在安吉拉·范布勒的领导下，修道仪式变得更加严格，修女们不再允许离开修道院，她们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通过一个小格栅说话。这些改变部分是对许多教会显贵要求对修女院进行改革的反应。
苏黎世圣母大教堂修女院的最后一位院长凯瑟琳娜·冯·齐默恩同样不得不应对宗教改革前夕酝酿着的时代剧变。尽管凯瑟琳娜对新思想持开放态度，但还是被迫在1524年将修女院移交给苏黎世市政府。作为回报，她得到了一笔慷慨的补偿和还俗的自由，凯瑟琳娜后来嫁给了一名佣兵首领，并成为一名母亲。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将批判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威登堡大学的教堂门口，古腾堡活字印刷将这份论纲印刷出来，两周后传遍全德意志，四周后各种译文传遍全西欧，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有的修女院关闭了，有的修女院在坚持。截至2004年，贫穷佳兰修女会分布在全世界76个国家，拥有两万多名修女。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0.10月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